历史上的俄国与经澳门入京的天主教传教士1
文◎柳若梅
摘要：
在中外交往的历史上，俄国与澳门虽相距遥远，但俄国与澳门间接或直接的往来却时有出现，特别是俄国与经由澳门入京的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中俄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的线索，也可称得上是俄国认识澳门的起点。彼得堡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之间的往来，是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知识交流的重要一笔。在俄罗斯人初入北京之时，这些天主教传教士一度是他们了解周围环境、学习中国语言和在华顺利生活的依靠。在清朝禁教的19 世纪天主教没落之时，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成为天主教传教士的最后可托付对象。两者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依靠的关系，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中国与欧洲关系史数据。历史上俄国与经由澳门入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往来，是清代中国与欧洲关系史研究、俄国与西欧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俄国 东正教 天主教传教士
正文：
俄国地处朔方，偏于欧洲之东，与中国接壤，自17 世纪始与清代中国开始正式交往。19 世纪60年代之前其在华活动范围不超过北京，边境贸易则在恰克图、尼布楚两地进行，禁止往他处贸易2，往来清朝的使臣及清俄事务由清朝理藩院主理。澳门地处华南，自16 世纪开埠以来成为欧洲诸国与中国往来的必经之地，商贾云集，盛景非凡。尽管俄国与澳门相距遥远，但历史上两者相互往来联系却时有出现。明确历史上俄国与澳门的关系，不仅对于这两个主体各自在历史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十分重要，对于理清历史上俄国、澳门在中国与欧洲交往中的位置也是必不可少的。俄国关于澳门的最早记录来自1675 年出使北京的俄国外交官斯帕法里从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处所认识的澳门。实际上，自17 世纪下半叶到19 世纪中期，俄国方面与经澳门入京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往来密切，形成了俄国与澳门的间接关系。
一、俄国来华使节与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
从1675 年俄国外交使臣斯帕法里出使中国起，俄国来华使节直接接触到北京的天主教
传教士、特别是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换言之，俄国来华使节与中国的沟通主要通过北京的耶稣会士进行。斯帕法里出使之前俄国沙皇赋予的使命之一，便是“ 力求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将中国早期给俄国的四封中国公函译成拉丁文，因为在莫斯科过去没有、现在仍没有中文翻译，以致俄国大君主对中国朝廷当时的要求至今仍无所悉”3。1676 年5 月15 日，斯帕法里使团到达北京。理藩院待郎立刻前来问候，后来尚书本人随同耶稣会教士南怀仁也赶来问候。“他来到后，和使者互相寒暄，使者从面孔看出他是什么人，于是开始讲拉丁语，问他是不是耶稣会士，在这里住了多久？他也同样用拉丁语回答，并且因为我们交谈焊彼此之间能够理解而感到很高兴”4。斯帕法里在北京与清朝理藩院大臣的首次交谈在南怀仁翻译之下得以畅通进行。在谈话中，南怀仁不失时机地对斯帕法里表示，“看在基督的份上，他乐于替沙皇陛下效劳，乐于帮助做各种事情……他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享有盛名的君主派出使团前来，而中国人则如此野蛮，对任何国家的使臣都不尊重，就象前些年接待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一样。而且他们把外国送给他们的礼品称做贡品，写作贡品，在他们的国书中作答的语气，就象老爷对奴才一样，还有许多别的侮辱人的事，以后会告诉我。”5 斯帕法里在京期间，耶稣会士南怀仁担任翻译，使团抵达后的安置接待、觐见康熙皇帝礼仪的演练、康熙御前应答、与清政府谈判回复文书的传达等，都通过耶稣会教士进行。耶稣会士问中国皇帝，他们是否可以拜访俄国来使，皇帝答不必去拜访，随中国官员是因为把他们看成是中国官员一样的皇帝的人。尽管清廷不希望耶会士与俄国使臣单独会面，但是南怀仁与“另一个老耶稣会士”还是与斯帕法里“谈了很长时间，谈了许多话”，耶稣会士入华、入京的艰苦过程，在清廷屡屡感觉到的屈辱，溢于言表，最后甚至希望“愿上帝给他们一次机会，让沙皇陛下的军队来证明一下，沙皇陛下和他们之间的高低”6。在斯帕法里使华之时，蒙古头人根忒木尔背叛清廷逃往俄境，请俄方交还根忒木尔是清朝多次向俄方出的确保两国正常交往的基本前提。但俄方一直百般推诿，拒不交出逃人。对于中俄之间的这一敏感问题，在耶稣会士与斯帕法里之间的谈话中也有所涉及：“耶稣会士秘密对使者发誓说，博格德汗有这样的意图，要是沙皇陛下不引渡根忒木尔，他将不惜用武力把根忒木尔弄回来，并且要去攻打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这两个边境城堡，因为现在他们对沙皇陛下方面异常疑惧，特别是这次通过我们获悉，俄国人真的是遵照大君主的谕旨在那里定居的，而原先他们以为那些俄国人是做生意移居的，象以前沿阿穆尔河居住那样，可以随时予以歼灭。此外，现在他们知道，那些城堡里人数很少，离莫斯科很远，而离他们较近，他们想赶在边界军队增加之前先发制人，他们急需的不是抓回根忒木尔，而是要探明沙皇陛下的意图……如果沙皇陛下不愿引渡根忒木尔，那就必须立即派遣重兵去防守那些城堡，因为中国人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么少的人怎么敢驻扎在他们这样的大国边境。他们这些耶稣会士就象为上帝服务一样，乐于替大君主服务，因为他们不喜欢满洲人，他们喜欢汉人，他们在汉人时代生活得更好”。7 斯帕法里回国后撰写的《中国漫记》8 中的信息除去北京的亲身经历外，其余几乎全都来自耶稣会传教士。斯帕法里回国之际，南怀仁还请求致信俄国沙皇一封。信中除禀告斯帕法里在北京得到中国皇帝的隆重礼遇外，还请求俄国沙皇眷顾自己以及整个耶稣会，同时将自己的天文学著作上呈俄国沙皇。耶稣会教士不仅在康熙御前为中俄沟通效力，还曾为康熙皇帝转达致俄国沙皇的信9。
1686 年俄国新皇登基后派两名专使——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到北京向康熙皇帝传送求和国书，两名专使在北京觐见康熙时由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徐日升和南怀仁居中翻译10。两人在离开北京之际前往南怀仁处告别，虽未得以相见，但其属下人员却将一些重要信息透露给他们：“博格德汗愿意与俄国大君主友好相处，希望见到战争平息下来；阿尔巴津城决不能留给俄方；中国没有工程师，大炮和榴弹是耶稣会教士维尔比斯特在两名俄国人的帮助下铸造成的；博格德汗的步兵团为数不多，而且未经战阵；荷兰人曾经前来请求在中国设立商务机构，遭到拒绝，且不许再来；博格德汗本来有意派本国使臣前往俄国，但被他的近臣劝止，理由是中国朝廷从未向任何国家派过使节，又说博格德汗曾经让耶稣会教士佩雷拉给大君主带去一封书信”11。
中俄尼布楚谈判由耶稣会士徐日升、张诚居间翻译，1689 年8 月1 日双方代表到达尼布楚，三天之后，耶稣会士派人给俄方送来密信，提醒俄方谨慎行事，方能达到谈判目的：“只提醒阁下在来函中常常淡然提及，但我认为似乎是严重疏忽的事情：佟国纲是皇舅，又是皇帝的内兄，官高位尊。索额图是领侍卫内大臣，大于一等公；论官阶虽然不人与之相埒，但他却高出于他人之上；其他的人，特别是欧洲人都尊敬他，因此，特提醒阁下注意。最后，我恳请阁下对异族人能施予特殊仁慈，对和我们同道的基督教徒加以爱护将会大有裨益，不要以为不按基督教义对待异族人，可以获致善果。尼古拉·加弗里洛维奇先生12 来此时，以恩主自居，表现了许多姿态；若不是我加以劝阻，他还会做出更多的这种事体。”13 会谈进行的艰难，双方几近陷入僵局，其间耶稣会士暗暗对俄方人员说，“会谈期间有中国人在场时，要少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受到猜疑，似乎已经对他们不甚信任。”14 谈判略有进展之时，“耶稣会士秘密告诉安德烈·别洛鲍茨基，望全权大使速将最后意图告知中国钦差大臣，看来耶稣会士期望得到大君主的恩典，将促使中国使臣议和。否则，中国使臣不谙礼仪之邦的惯例，颇有大动干戈之意，他们永远也不肯把边界划到结雅河。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奉全权大使之命，秘密告诉耶稣会士，他们二位如此热心效力，定能获得大君主的恩典。但全权大使决不害怕战争。现在耶稣会士可以给他安德烈留下一名亲信，以便他与他们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讯息。耶稣会士说，现在不能留人，因为健全这样，中国使臣对他们已民经发生了怀疑，等双后双方愿意谈判时，再如此行事。无论如何不能从国库拨出物品私下派人馈赠耶稣会士，原因是怕引起中国钦差大臣对全权大使的怀疑。”15俄方也试图通过居间翻译的耶稣会士达到目的：“双方就此项要求进行了十四天的激烈争论，随时都有破坏和平和用兵动武的危险。陷于此种不快境地的俄国使臣只好求助于同中国使臣在一起的耶稣会士居间调停。他们又是请求，又是送礼，打动了耶稣会教士去说服中国人改持和解的态度。”16 谈判结束后，俄方人员与耶稣会士之间又有秘密交往：“耶稣会士走出帐幕以后，曾秘密地交给安德烈·别洛鲍茨基一封用法文写的信。并且在递信之后，留下自己的一个人。信中请全权大使给予赏赐，令留下的那个人给他们带来貂皮、银鼠皮（数量请便），做帽子的黑狐皮、美酒、母鸡、牛油；他们相信能得到全权大使的恩典。同是今晚，耶稣会士留下的那个人给耶稣会士带加一封信及从皇库中提出的下列物品：四十张貂皮，价值八十卢布；一百张银鼠皮，价值十卢布；一张褐狐皮，价值十卢布。另外，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本人还赠送了一张黑狐皮，价值五十卢布；四十张银鼠皮，价值四卢布；半普特牛油；十五只母鸡；一桶烧酒。还派了两名哥萨克将那个人护送到中国岗哨。”17
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中俄边界问题为主，俄国最关心的俄中贸易问题未有实质推进，为此，俄方希望了解清政府对中俄贸易所持的态度，了解中国市场需求。为此，在1692 年（康熙三十一年）向清朝派出了以伊兹勃兰特为首的使团。伊兹勃兰特使团在京期间，应耶稣会教士的邀请，经康熙皇帝恩准，还参观了天主教南堂：教堂建筑精美，内部陈设华丽，陈列馆里摆满了从欧洲搜集的各种珍品，最后耶稣会教士们还宴请了俄国使臣，各式极为精美的点心和糖果、教堂里自己酿制的葡萄美酒，使俄国使臣在这里逗留了很久，最后骑马尽兴而归。18 庄严华美的北京天主教南堂经俄国使团的记录为欧洲和俄国所知。
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卡尔梅克的图理琛使团回程时带回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据随使团来华的劳伦茨· 朗格的日记记载，随东正教使团在京期间从德国耶稣士纪理安那里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19。1719 年俄国派近卫军大尉伊兹马伊洛夫为特命使臣前往北京。该使团于1720 年11 月18 日抵达北京，1721 年3 月2 日从北京启程返回俄国。使团成员中的劳伦茨·朗格和随团医生约翰·贝尔留下的笔记记录他他们在京近四个月的时间的生活，自然是北京的耶稣会士居间翻译，但除公务活动之外，两者之间的交往依然十分频繁。如1720 年12月8 日，俄国使团成员在天主教南堂与北京的全部耶稣会士约10——12 人共进晚餐，餐食丰盛，餐后耶稣会士又陪使团成员前往康熙皇帝的马厩观看热带动物大象表演20。1721 年2 月9 日，巴多明，冯秉正21（Demail）和穆敬远（Moran）三位传教士前来俄国使团驻地表达问候。2 月12 日，又由中
国皇帝出资，北京全体耶稣会士宴请俄国使团在天主教西堂用餐，餐宴由巴多明主持，奢华隆重，康熙的乐队餐间演奏伴餐。北京全体耶稣会士又陪同俄国使团成员一起观看了杂技表演和翻筋斗表演22。2 月16 日，朗格和贝尔一同前往天主教东堂拜访了德国传教士费隐和戴进贤23。三日之后，两人又一同前往法国天主教堂拜访，当时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来华，大部分传教士前往朝廷参加康熙皇帝与嘉乐的会面，他们在北堂只遇到了白晋24。2 月21 日巴多明神父还为俄国使团送来礼物——一条大鲟鱼和一些阿穆尔河打来的新鲜鱼。俄国使团即将离开北京之际，又前往几个天主教堂与耶稣会士话别25。
俄国使团于1721 年3 月2 日是从北京启程返回俄国返回，劳伦茨·朗格则作为俄国商务代表驻留北京。出于为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创造机会的目的，朗格在3 月19 日、20 日拜访了一些商人和传教士，由于朗格外出时有清朝兵士相随，这使所拜访的商人和耶稣会教士非常畏惧，耶稣会士说，他们的朝廷官员身份使他们处在与常人不同的立场上。因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所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以免被怀疑。26 朗格此行并非其首次来华，在北京耶稣会士中有与之交往密切者，曾多次派仆人前往朗格住处问候，但都被守门的清兵拦回。他告诉朗格关于清廷的不少内情，说中国的许多位高权重的大臣都不同意朗格继续留京，但由于皇帝赞同之意已决，所以这些官员只好顺从，他们会逐渐接受朗格留在北京这个事实。他建议朗格，一旦出现有利于俄国的时机，朗格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271721 年8 月1721 年8 月14 日， 马上就要进入中国领土的俄国商队队长伊斯托普里科夫给朗格写信，希望朗格帮助他从理藩院借银2000 两，并保证俟商队一在北京贸易便立刻偿还。理藩院认为，虽然前有此例，但俄国商队不应再次提出类似请求搅扰清廷。适逢此时正在承德避暑的康熙皇帝希望见到朗格，于是朗格携翻译、仆从于21 日赶到热河。在热河，朗格很快与随行康熙皇帝的耶稣会士会面，得知康熙皇帝准备让俄国商队暂时驻扎在张家口附近的沙漠，待圣上班师回京后俄国商队再进京，因为当时许多朝廷官员都在热河，商队即使抵达北京也无法开展贸易。朗格认为礼部尚书大人如此安排是担心收不到俄国商队将要送给他的礼物。但如果商队照此驻札沙漠，则定会饱受严寒和饥饿，还可能导致人员和大量马匹死亡，所以朗格对此提议非常抵触。很快事情出现转机：礼部尚书突然奉旨来访请朗格为几位面要过境俄国的中国官员签发通行证。朗格以此为契机周旋，使俄国商队直接进入北京。借银问题，也在葡萄牙耶稣会士穆敬远牵线之下，得到康熙皇帝的第九子馈赠的1000 两。28
18 世纪初期，中俄边界摩擦依旧不断，中国要求俄国归还蒙古逃人也未得到俄方的响应，于是清政府和俄国断绝了一切信函往来和贸易关系。于是俄国委派四等文官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为特命全权使臣出使中国。该使团于1727 年10 月21日抵达北京，11 月4 日得以觐见雍正皇帝，耶稣会教士巴多明随侍在侧，此行萨瓦与巴多明结为至交，并在巴多明的帮助下结识内阁大学士马齐，从而使恰克图条约有利于俄国。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依约派往中国的俄国商队的队长劳伦茨·朗格
得到北京的耶稣会教士赠送的汉语和满语书8 套计82 本，这些书成为彼得堡科学院汉语和满语藏书的开端29。
二、彼得堡科学院北京天主教传教士
彼得堡科学院早期的中国书籍收藏与北京耶稣会教士之间的联系远不止于此。1730 年，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拜耶尔出版了《中国博览》（Muserm Sinicum）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实际上该书中的很多内容都与由1715 年起多次出使北京的朗格、与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相关。拜耶尔在1730 年与正在筹备第二批赴华商队的朗格会面时还得到朗格赠送的一把中国尺子和一些关于中国长度、重量单位的数据，《中国博览》中的西欧、俄国、中国长度重量单位对照表就是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撰写的。1731 年9月1 日拜耶尔写给北京耶稣会士的信、赠送给他们的《中国博览》和德国天文学家基尔赫的《天文学观测选编》，都在朗格带领第二批俄国商队（1732年3 月22 日至9 月8 日期间在京）进京时转交，宋君荣于1732 年7 月3 日写了回信，回答了拜耶尔关于中国的天文学书籍、中国的历法、耶稣受难日食相关的问题，介绍了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语言、历史的翻译与研究方面的工作，也表达了他们对欧洲学术信息和欧洲消息的渴求30。此次朗格返回俄国时回国时带回了耶稣会士宋君荣、戴进贤、巴多明、严嘉乐、徐懋德写给拜耶尔和德利尔的一批信件，为科学院图书馆带回了北京出版的中文书，其中包括巴多明的汉拉字典和《海篇》、《字汇》。31
1734 年9 月，朗格来到科学院提出可以帮助科学院同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建立通信联系，沟通学术信息。在当年10 月4 日的《彼得堡消息》（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刊登了相关的消息。曾任驻中国商务代表、即将带领第六批商队前往中国宫廷的的朗格在造访皇家图书馆和珍宝馆对那里的中国物品一一进行了说明，同时仔细查看缺少哪些物品，所缺少的物品在此次赴华时将得到补充。然后朗格了科学院大会，会上德利尔教授比较了科学院原有的中国地图和朗格带回的中国地图，而拜耶尔教授则研究了朗格带回的中国书籍。此后地图交给了德利尔教授，书籍则交给了拜耶尔教授。最后科学院成员与朗格一起商议了与在北京的三个耶稣会（传教团）就学术事务通信，并确定了这一点，这对于传播学术、对于丰富皇家图书馆和珍宝馆的馆藏能有不少的帮助。
在1731 年至1777 年间， 彼得堡科学院通过俄国往来中国的商队和使团，一直与北京耶稣会教士保持着通信联系，两者间互通信息，交换书刊，更有北京耶稣教士的文章在彼得堡问世，如彼得堡科学院的刊物《彼得堡科学院通讯》（Novi Commentarii） 上先后刊登宋君荣32、刘松龄33、金济时34、韩国英35 的文章；戴进贤、徐懋德、严嘉乐合写的文章发表于拜耶尔的《中国的时间和时间周期》36 一书中；宋君荣37、汤执中38 分别有文章发表于18 世纪和19 世纪彼得堡的书刊中。除上述在彼得堡问世的文章外，目前在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喀山大学图书馆藏有巴多明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章39 和关于中国生活习俗的文章40、宋君荣关于1735-1736 年间北京天文观测的文章41 和关于中国历史年表一书的文章42、蒋友仁翻译成拉丁文的《尚书》（Chou King 书经），韩国英1772—1777 年间寄来的4 篇文章43，另外还有宋君荣的北京地图。每次从北京带回的信件中先后有宋君荣、戴进贤、徐懋德、严嘉乐、刘松龄等北京耶稣会士绘制的天文观测图和地理图44。彼得堡科学院方面向北京耶稣会发出信件的有12 人：拜耶尔、德利尔、杜维尔努阿、阿姆曼、里赫曼、克拉特岑什泰因、盖宾什特列依特、采依格尔、鲁莫夫斯基、米勒、格默林和克拉什宁尼科夫；北京耶稣会士向彼得堡发出信件的有17 人：巴多明、戴进贤、严嘉乐、徐懋德、宋君荣、孙璋、陈善策、傅作霖、刘松龄、汤执中、魏继晋、蒋友仁、方守义、杨自新、钱德明、韩国英、金济时。这些信件所使用的语言有拉丁文、法文，内容涉及汉语和满语、中国历史和文学、天文学、地理、医学、物理和自然史45。除与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保持通信外，彼得堡科学院主席、科学院秘书也曾与北京耶稣会士通信，信件内容涉及交换图书、交换植物种子、推举宋君荣、刘松龄、韩国英为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士等。根据《彼得堡科学院会议记录》记载以及学术界的发掘情况判断，通信应有约145 封，但目前保存可见的只有85 封。彼得堡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信和书刊交换，丰富了彼得堡皇家图书馆和珍宝馆的中国图书和中国物品，丰富了北京耶稣会士在就图书馆的欧洲和俄国书籍，丰富了他们关于欧洲学术界的信息。
三、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与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
正如第八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1794—1807年在京）团长所言46，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注定都与北京的耶稣会教士交往。由于中俄关系十分不稳定，俄国商队时常因中俄边境的纠纷而被禁止进入中国，每逢此时，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团人员就处于与俄国隔绝的状态，无法得到关于俄国和欧洲的任何消息。长期在北京生活、在宫廷任职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于俄国东正教使团人员来说，既能了解到北京宫廷和欧洲的必要信息。同时远离祖国之中北京耶稣会士与他们同属于基督教世界的身份、甚至耶稣会士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会令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使团人员感到慰籍。第一届东正教使团团长列扎依斯基抵达北京后，与天主教神父马国贤互相拜访来往，马国贤日记中记载，“这位院长的举止庄重而威严，服装和陈设都异常地整洁。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胸前佩戴着十字架，手中拿着主教的令牌” 47。列扎依斯基明确向马国贤表示自己没有指望能给中国人洗礼，只为俄俘的后代的宗教生活服务，这与彼得一世对入华东正教使团的谕令完全一致。甚至为了不与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在马国贤面前甚至“装得像个天主教徒”。后来贫困潦倒时，列扎伊斯基依然是“想去走访那些耶稣会教士”48。第五届东正教使团团长去世后，北京的耶稣会士操办葬礼安葬，安放墓碑，并在墓碑背面刻上了中文的祭文。49 百年后的北京，在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式微之时，俄国东正教使团一方面顾及清朝对天主教的态度而不敢过多表现出对天主教传教团之间友好关系，一方面毕竟以往所得到的北京天主教传教团的帮助，且与天主教同属基督宗教，对北京天主教的态度非常微妙。尽管如此，在德天赐事件中，天主教逢绝处之时，清政府因为怀疑所有的天主教传教士而将德天赐的信件被交给俄国东正教使团团长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以了解其内容。危难之时索夫罗尼借口不太懂信件所写的语言，婉言拒绝解读，从而使信中涉及的那些传教士免于牢狱甚至灭顶之灾50。
天主教传教士多年在北京经营、传教，他们撰写翻译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成为北京东正教传士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天主教传教士所积累的教理教义书籍，都为东正教传教士所利用，以之为蓝本，编写整理出适合用于向俄俘后代宣传东正教的读本，如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团长比丘林就从耶稣会士1739 年刊刻的教理问答读本中摘录编纂出讲解东正教的教理普及册51；1816 年在比丘林与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换理解和翻译圣经的心得52。
天主教传教士自明末便在中国宫廷任职，东正教传教士入华后在中国语言、历史文化学习以及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较多地采用了天主教传教士积累下来的相关成果。早在彼得堡科学院成立之初的18 世纪30 年代，马若瑟的汉语语法书、汉语词典已为俄国人所知53。1729 年到达北京的第二届东正教使团团长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曾将耶稣会士编写的汉语学习资料带回俄国，这份资料后又交给了1744-1755 年在京的第四届使团，使团成员抄写复本并依之与当地居民交谈，培养了语言能力54。1733 年俄国驻北京商务代表朗格曾去理藩院请求允许学习汉语和满语的学生卢卡·沃耶伊科夫把巴多明神父的法汉词典译成俄语55。1781-1794 年间在北京的第七届东正教使团随团学生安东·弗拉德金曾抄录耶稣会士所编汉拉词典56。在俄国东正教第九届驻北京使团团长比丘林在俄国大量发表关于中国的论著之前，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记述是俄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论著和词典了解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也是不少在京东正教传教士的选择。他们所留下的汉语拉丁语词典，也不免借鉴在京天主教传教士的语言数据，现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藏有第九届东正教使团团长比丘林以及第八届、第十届使团成员编纂的多种拉丁语汉语词典，在这些词典的编纂过程中，天主教传教士的语言数据定是重要的参考数据57。处理毕学源身后财产的魏若明神父本人，就翻译过法国传教士编的汉语词典，用于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的汉语学习58。
即使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与北京天主教传教士之间依旧保持着新使团到京后相互拜访的传统。在俄国第九届、第十届使团交接之时，1821 年4 月18日，北京的葡萄牙主教毕学源向俄国东正教使团驻地派出4 辆按中式装饰精美整齐的四驾马车，接俄国东正教使团全体成员前往天主教南堂做客（实际只有新旧两位使团团长、监督官、主要随行人员得以前往），参观南堂后，主客把酒相谈，兴致不尽。591830-1831 年间第十届、第十一届使团交换之际，毕学源主教再次邀请俄国客人到南堂做客。主人仔细准备餐食甜点咖啡，并正装陪餐，显示出招待之隆重。主客畅谈欧洲、俄国、中国时事，坦诚相见。60 护送第十一届俄国东正教使团前往北京的哥萨克卫队长切列帕诺夫（С. Черепанов）受命摹画北京的东正教堂。毕学源有感于此，请求切列帕诺夫摹画天主教南堂。1831 年4 月4 日，切列帕诺夫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北京天主教南堂61：
今天一大早我便满怀惊奇地看到了这所宽大的教堂：竟有几排净室，教堂高大。这是一座欧式建筑，正同高耸，有两座高塔，高达二十俄丈，是全北京最高的建筑。走上教堂的高处需要穿过教堂。教堂的墙上装饰着精美的圣史图画，全都保持得那样洁净完好……登上唱诗班位，我停在损坏严重的风琴前。据说，风琴刚刚安装好时，声音传遍教堂周围的整个地区，引来好奇的人群，导致街上水泄不通，甚至巡捕都赶来阻止弹奏。有人说，圣乐对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有很大影响……最后我登上其中的一座高塔：整个北京尽收眼底！四个方向无一不望……然后我环绕教堂的花园、侧冀，共有75 个单独的建筑，每个又各有十间或更多的房间。可现在这么一个大园子里却只住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这种空旷造成一种令人至死的愁闷，令人不免忧郁——基督教不能进入这个国家，这不免令人垂泪。
切列帕诺夫为毕学源摹画的北京天主教南堂、天主教墓地的水彩画现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惨淡经营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来往、接待他们来教堂做客成为生活中的愉悦之事；至天主教在华传播难以为继的19 世纪30 年代，适逢第十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京（1830-1840 年间在京）。毕学源生前委托第十一届东正教使团团长魏若明处理身后财产。魏若明将这一托付作为一件庄严要事，依约处理天主教遗留资产，依约将所得钱款寄往澳门，虽后来在东正教使团内部和俄国外交部亚洲司风波频发，仍旧不负所托62。
天主教传教士多年在北京经营、传教，他们撰写翻译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成为北京东正教传士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天主教传教士所积累的教理教义书籍，都为东正教传教士所利用，以之为蓝本，编写整理出适合用于向俄俘后代宣传东正教的读本，如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团长比丘林就从耶稣会士1739 年刊刻的教理问答读本中摘录编纂出讲解东正教的教理普及册63；1816 年在比丘林与福文高的通信中交换理解和翻译圣经的心得64。1795 年起，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开始建设自己的图书馆。在1821-1830 年间，修士大司祭彼得（第十届东正教使团团长）全力收集北京耶稣会士翻译撰写的汉语、满语、蒙语基督教书籍，在丰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图书馆的同时，也为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外交部图书馆和俄国的一些大学图书馆购买了不少，目前仍是俄罗斯相关图书馆的珍贵馆藏。
结语
俄国自国家建立百余年起便从东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强制性地将之确定为国教，成为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一员。17 世纪俄国向清朝首次派出外交使节时，曾在欧洲多国任职的斯帕法里了解天主教在华已发展百余年，并在出行之前就计划必要时在北京寻求天主教传教士的帮助。斯帕法里之行成为俄国认识中国全境的重要起点，也是俄国了解澳门的起点，也是俄国与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往来的起点。1725 年正式开办的彼得堡科学院，邀请欧洲最重要的学者前来任职以培育和带动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利用俄国商队从北京带回的信息展开研究，他们与经由澳门来到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图书交换，彼得堡科学院邀请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担任通讯院士，是中国、俄国与欧洲之间的知识、文化深入交流的体现。尽管自11 世纪基督宗教教派分裂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基督宗教内部分属于水火不容的东方教派和西方教派，但俄国在向清朝派出东正教使团之时，天主教已进驻北京百余年、天主教传教士入主清朝钦天监。俄国方面因此惮于天主教在清廷的地位而在选派人选时特别注意挑选擅长周旋人际事务者，并明确要求驻华的东正教教士要与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协调友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帮助。东正教入京之初天主教在华传播已成规模，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东正教使团扶持帮助；19 世纪天主教在华没落之时，北京的东正教使团成为天主教传教士的依托和慰籍，两者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依靠的关系，保留下很多重要的中国与欧洲关系史数据。历史上俄国与经由澳门入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往来，是清代中国与欧洲关系史研究、俄国与西欧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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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5 年度学术研究奖学金项目“历史上的俄国与澳门”阶段性成果。
2 1727 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第四款：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
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
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下，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
将其货物入官。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13 页。
3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着《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42 页。
4 此处“他”指南怀仁，“使者”指斯帕法里。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商务
印书馆，1978 年，第563 页。
5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569 页。
6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611 页。
7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652 页。
8 《中国漫记》，尼古拉·斯帕塔鲁着、蒋本良 柳凤运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年。
9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康熙皇帝委托前往耶稣会莫斯科教区的闵明我带给俄国沙皇一封信函，“这封信寄到伊斯帕
甘城，交给耶稣会教士卡罗利·马夫里奇·沃塔，卡罗利又把它送到阿斯特拉罕，交给耶稣会士康德拉季·捷尔皮洛
夫斯基，后者于1690 年3 月18 日在莫斯科上呈交了此信。”见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着《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
编》，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62-63 页。
10 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着《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66 页）一书：“博格
德汗通过一位近臣及耶稣会教士托马斯·佩雷拉和费迪南德·维尔比斯特向专使问道……”。前者即徐日升，后者即南
怀仁。
11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着《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67 页。
12 指斯帕法里。
13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749 页。
14 同上，第789 页。
15 同上，第792 页。
16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着《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83 页。
17 同上，第845-846 页。
18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德着，《俄国使团使华笔记》，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224-226 页。
19 【俄】斯卡奇科夫 着、米亚斯尼科夫 编、柳若梅 译，《俄罗斯汉学史》（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3 页。
20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25-26.
21 德梅拉·约瑟夫（1669-1748），中文名冯秉正，字端友。法国人，1686 年入耶稣会。1702 年来华，在广州学习汉文。
1710 年协助雷孝思、徳马诺勘画中国省图，颇获康熙帝嘉许，留京，卜居北堂。1748 年死于北京。他满、汉文造诣均
深，曾译《通鉴纲目》为法文，于1777 年至1785 年分十三卷出版，名为《中国通史》。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106 页。
22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30-31.
23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37.
24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40.
25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42.
26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190.
27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204-206.
28 John Bell, 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diverse parts of Asia. Vol. 2. Glasgow. 1763. P.208-209.
29 【俄】斯卡奇科夫 着、米亚斯尼科夫 编、柳若梅 译，《俄罗斯汉学史》（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6 页。
30 【 捷克】严嘉乐着、【中】丛林 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 142-146 页。
31 Т. А.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 39.
32 Gaubil Antoine. Observationes astronomicae Pekini habitae ( annis 1753-1756) a R. R. P. P. Gallis Societatis Jesu. Mercurius in Sole visus. Novi Commentarii, t. V, p. 473-480. Summa p. 46-49. Additamentum. Novi Commentarii, t. IX, p. 499-502. Summa p.49-53.
33 Hallersein Augustin. Mercurius in Sole observatus Pekini Sinarum anno 1756 die 7 Novemtis. Novi Commertarii, t. IX. P. 503-512. Summa p. 53-54. De differentia meridianorum Petropolitani et Pekinensis. Novi Commentarii, t. XIX, p. 630-635. Summa p.70-71.
34 Collas. Observationes Pekini Chinarum institutae excerptae ex litteris R. P. Collsas ad Stephanum Rumovski anno 1772 die 5 maii datis. Observationes a p. Dolliero super cometam anni 1769 institutae. Novi Commentarii, t. XVIII, p. 647-655. Summa p. 62-63.
35 Cibot P. Descriptio Phalle quinquanguli seu fungi Sinensium Mo-ku-sin. Novi Commentarii, t. XIX, p. 373-378.
36 Koegler Ignatius, Pereyra Andreas, Slavicek Carolus. Ephemerides planetariae ex undecim annorum. De horis Sinicis et cyclo horario, Petropoli. 1735. p. 23-32.
37 Gaubilius. Escerpta es Sinensi quaedam description itineris Pekingio per Siberiam versus Chlamyccos Astracanenses facti. SammlugRussicher Geschichte. IV part, sect 3, 6 vol. Petropoli. 1734-1735.
38 Incarville. Catalogue des plantes et autres jbjets d’histoire naturelle en usage en Chine. Memoires de la societe Imperiale des naturalists de en Chine. Vol. III. 1812. P. 103-128. Vol. IV. 1813. P. 26-48.
39 Parrenin. Письмо о Lues venerea в китае и о способах лечения этой болезни (21-III-1737 г.)
40 Circa ritus sinicos. 这是拜耶尔1738 年收到的来自巴多明的资料，都是关于中国习俗问题的。转引自Т. А.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 88.
41 关于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u livre Tsou Chou 的评论，转引自前引书。
42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u livre Tsou Chou，转引自前引书。
43 这四篇文章是《论古代长寿人的生活》（Essai sur la longue vie des homes dan I’antiquité）（1772 年）、《中国园林》（Essal sur hes jardins de plaisance）（1774 年）、《蘑菇的种植》（Notice sur la culture des champignons）（1775 年）、《伞菌》（Des agaries）（1777 年），以上法文和“彼得堡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一节中的拉丁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李慧老师帮助翻译。
44 Т. А.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Стр.88.
45 关于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与北京耶稣会士的通信，详见柳若梅、庞晓梅（Татьяна Пан）《中国、俄国与欧洲之间的知识交
流》，载《文化》杂志第103 期。
46 凡生活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都必须和耶稣会教士交往。因为除此之外，他从俄国得不到任何消息，而从传教士那里则可
以知道不少新闻，而且通过他们可以比较方便、比较确切地打听到当地的事情；同时还因为他在当地没有其他的人可以
结识，因为只要一结识满洲人和汉人，他们隔上一个月就会前来借钱，而借到钱后，都不能很快归还，有时甚至借出
去的银两一去就不复返了。——[ 俄]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
第53 页。
47 [ 意] 马国贤 着，李天纲 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2010 年第2 次印刷。
第78 页。
48 [ 俄]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38 页。
49 [ 俄] 阿夫拉阿米祖父 辑，柳若梅 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в Китае），大象出版社，2016 年。第35 页。
50 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 СПб., 1824.стр. 65-68.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 Ф.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лаван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 Эксмо. 2011. С. 382. 伍宇星编译，《19 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24 页。
51 [ 俄] 阿夫拉阿米祖父 辑，柳若梅 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大象出版社，2016 年。第56 页。
52 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的档案资料：ф.7, оп. 1, ед. хр.№39，Письм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мисионера Ферейра.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апковом переплете. 42 л., 1816-1821, 23x24。
53 [ 捷克] 严嘉乐着，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第121-139 页。
54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着、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50 页。
55 柳若梅《18 世纪俄罗斯人关于中国语言的教与学》，载《跨越东西方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第
378-404 页。
56 现该抄本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的Fonds Borgia Chinois (Borgia Cinese) 收藏中的第485 号，包括约8500 个汉字。
57 详见柳若梅《俄罗斯汉学家手稿词典散论》，载《辞书研究》2010 年第4 期，第127-138 页。
58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106
59 Е. Ф. Тимковский（吉姆科夫斯基），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1820 年至1821 年经蒙古到中国行记）. СПб., 1824.стр.221-226、269-271.
60 М. В. Ладыже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веденный в Пекине с 1-го декабря 1830-го года.《 中国福音报》（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1910 年第7 期第13 页。
61 С. Черепанов, Днев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веденыый в Пекине. Бибиотека для чтения, 1856, смесь. Стр. 150-151.
62 关于19 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与北京天主教传教士遗留财产，详见拙文《19 世纪天主教在华遗留财产与俄国东正
教使团》，载澳门《行政》2012 年第1 期。
63 [ 俄] 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大象出版社，2016 年。第56 页。
64 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的档案资料：ф.7, оп. 1, ед. хр.№39，Письм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го
мисионера Ферейра.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апковом переплете. 42 л., 1816-1821, 23*24。
